陆拾年来风与浪 (3)
2008.09.20
第一章 风起鹭江畔
人的一生决定于： 命运和奋斗
我出生于厦门，一个四代同堂的大家庭,祖父年青时从老家晋江来到厦门经营一家小客栈,在上世纪20到30年代提供给移民前往菲律宾的同乡们一个经济的住宿的地方。祖父育有子女五人,四男一女, 父亲排行最小。 家中成员除了祖父母之外, 有大房大哥振兴(大伯之子);二房有二婶,她的儿子二哥振文,二嫂素琴,他们的儿子家树和大姐秋娥; 三房姑妈和儿子三哥振乾留在老家; 四房人最多有四伯,四婶,四哥振贤,四嫂, 五哥振琼, 二姐秋水和三姐秋莉;五房有父母亲和我振权，(我这一代是振字辈,第四代是家字辈), 然后加上各房的佣人和客栈职员长工等共有 30多人。
大伯早年在香港经商，父亲因此得以就读和毕业于香港圣士提反书院。 母亲原藉广东梅县，是一位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外祖父曾任广西道台，大舅父黄埔军校第五期毕业， 八一三淞沪会战时属我国装备最优良的财政部税警团，于苏州河南岸抵抗日本最精锐的久留米部队, 在剧烈交战时小腿中弹受伤。1939年退役至重广，进入陆军大学进修毕业后升少将， 1945年病逝。母亲因随大舅父驻防地区的调动曾肄业于广州中山大学, 南京金陵女子大学和上海持志大学, 但因与父亲结婚于大四那年退学而耿耿于怀。 （图1- 左起第二人是母亲 1930年在上海打网球。图2- 1932年周岁的我）。
母亲是祖父家中 30多人中唯一的外省人，由于言语不通而跟妯娌们沟通欠佳以致经常发生不快，因而母亲把希望全部寄托在我身上，要我长大以后比他人都来得强。 因此我有了一个叫 “比比” 的小名。
父亲服务于一家外资银行，母亲是一名家庭主妇,我从小是由台湾奶妈 ”七娅” 带大, 她爱我犹如已出。多年后我曾到台北看望她,当时她虽已70多岁，但一见面便马上认出我是 ”比比” 使我非常的感动。
依稀记得好像是三岁那年元宵节晚上，我骑在客栈长工安仔的肩上到街上赏灯,眼花缭乱的灯饰令我兴奋不已, 那天回家后发现多了一个弟弟。 此后的日子是白天醒来去看看摇篮中的弟弟, 接着到前院跟堂哥姐们玩耍。时间就这样平淡的流逝着。直到有一天听大人们说日本鬼子快打来了，因此祖父便带着大伙逃难回晋江老家, 在晋江祖屋内我第一次看到三姑妈，三哥振乾和三叔公（祖父的三弟），三叔公是一个留有长白胡子，身穿长袍慈祥的长辈，他的子孙大多已移居菲律宾。祖屋门前有两棵巨大的龙眼树, 孩子们都会爬上去摘取取又大又甜的龙眼来吃。在老家没住多久，又跟大伙回到了厦门。
1938年5月10号日本人占领厦门, 母亲带着我和二弟再次逃难前往香港投靠堂叔荣湘（三叔公之子）。 湘叔为人忠厚老实,一生信佛吃素,终生不娶,退休后在厦门南普陀当居士,专心翻译梵文佛经。 （图 3-1938年 与湘叔于香港。图 4- 1997年和湘叔于厦门）
记不得在香港住了多久, 我们母子三人又回到了厦门,但不知何故这一次我们竟然不住在厦门祖父家中而搬到鼓浪屿。鼓浪屿是一个美丽的小岛，1841年8月鸦片战争时被英国派遣 30条军舰和 3500名水兵攻占而成为国际租界。岛上人口虽少但教育和宗教在基督教手下却办得很好，岛上有男女中学各一所，男校英华中学，女校毓德中学。小学时男女同校，初中时分为男校女校。日据时候英华中学改为二中，校友小学改为第二小学，解放后二中搬往厦门。
我虽生于厦门却在鼓浪屿长大。我跟母亲和二弟住在鼓浪屿鸡山路12号卓全成先生别墅旁边的一间小屋。卓先生为当地名人富商，厦门同英布店东主，夫妇二人均为基督教徒在鼓浪屿乐善好施甚得岛人好评,附近孩子们都称他们为全成伯和全成姆 (闽南语称呼)。全成伯子女众多, 他的三儿子仁禧是我的同学, 老四仁强是我弟弟的同学, 他的几位女儿对我们一班小孩子都非常的爱护和关怀, 他们家中经常传出优美的钢琴声音。
转眼到了九月学校开课了，我因几次逃难没有上过一天课, 幸亏有母亲在家教导，由于基础不错一下就考入英华中学附属校友小学二年级。第一学期功课很吃力, 但第二学期就考到第三名,母亲特别高兴还烧了我喜欢的炒面作为奖励。
在鼓浪屿的日子（1938 到 1945年）过得非常的艰苦。父亲因怕日本人的拘捕而离家避难不回 ,母亲找不到工作，家中只能靠缝衣和典当过日子,值钱东西典光之后我们便买不起大米和土豆，三餐只能靠番薯,芋头,和木瓜的叶子充饥。 当时我虽年幼但也要砍柴挑水帮母亲干活。有一年母亲得了重病卧床不起，后来得全成姆和福音堂教友的照顾和祈祷而愈，从此母亲就成为一个忠诚的基督教徒。从1941 到 1943年我家又多了一个弟弟和妹妹,从此日子过得更加艰苦。
鼓浪屿山明水秀，出了无数杰出的人才， 我认识的有武汉大学教授中科院院士卓仁禧教授，香港电影明星乔洪，他们两位在英华中学时是我的同学。清华大学教授吴沧浦是我校友小学同学。还有就是殷承宗钢琴大师，他的家在卓家的隔壁,比我年轻十岁，他的姐姐阿慕是我的小学同学。他的父亲殷雪圃老先生经常可在花园中看到，后来他的两位姐姐分别嫁给我同学黄世华的两位哥哥世豪和世诚, 姐姐嫁弟弟,妹妹嫁哥哥,一时传为佳话。
1943年我毕业于第二小学。校长陈玉麟是一位很受尊重的教育家。（图 -5 从后算起第三排最左边一个就是我,前排中间是一个日本教官）。
校友小学毕业后我直升英华中学初中部，这是我念书以来最快乐的三年。每天做好功课和家务就跟铁哥儿们同学到港仔后和五叶牌两处海滩玩水，几年下来练就了一身好水性，并开始向往大海。（图 6 –与同学吴昭仁和昭祥等于菽庄花园。 图 7- 1997年我在港仔后海滩，背景是菽庄花园）。
1945年初鼓浪屿遭国军轰炸，死伤众多,日本人害怕国军从海上进攻,便强迫每户人家都要派一个男丁晚上到海滩每隔一公里布哨守夜,我家请不起替工只好由我出阵, 想起那月黑风高的晚上真令人不寒而栗, 但这一切对一个 14岁小男孩的心理训练却起了极大的帮助。 1945年8月抗日胜利全国欢腾。我那年是初中三，学校流行足球，我们高三的足球队非常的出名，每逢英国舰队来到厦门时都跟我们校队作友谊比赛，我们作为学弟每场比赛都全体出动助威，就是在这种场合之下我跟几位同学看到英国海军军官雪白的制服和金色的肩章，他们千里迢迢乘风破浪从英国来到中国, 这种雄风壮举唤起和奠定了五个鼓浪屿孩子从事海上工作的决心。
经过了二十五年的风与浪, 这五个从鼓浪屿走出来的孩子: 苏汀水, 黄绍宪,黄树华, 葛昌武和我, 都已达到儿时的愿望：从集美航海学院毕业上船工作, 多年之后成为商船的船长, 并且在不同的单位和不同的地区为祖国的航运业做出贡献。
